（本文作者：范以锦，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名誉院长、教授；阎如馨，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）

 

　　从媒体融合到媒体深度融合，离不开国家政策的引导、激励和技术的推动。媒体融合的发展演化进程在多元化的环境下已历时有十年，其中，政策、技术、资本和市场在中国媒体融合发展过程中起关键性作用，也是理解媒体融合发展的历史、展望其未来的关键线索。对于媒体产业来说，媒体融合是一场由技术引发的自下而上的产业革命，在发展进程中需要政策发挥其重要的资源配备力量，开展自上而下的统筹管控，以实现媒体融合多层次、全方位的发展。

 

　　本文回顾了2023年度媒体深度融合的相关政策条例及成功案例，探究在政策与技术双轮驱动下我国媒体深度融合的发展成效，从中可看到政策关注主体已形成“主流媒体：中央媒体—省级媒体—市级媒体—县级媒体”分层发展闭环，以及国家力量推动着主流媒体与智能技术的相互融合，一批具有一定实力的主流媒体大平台日臻完善。

 

　　一、政策关注主体形成多层次变化

 

　　在推动媒体深度融合中，国家层面通过政策引导、国家力量的推动，对主流媒体实施阶段性、分层次发展。从政策关注主体来看，这十年的政策发展主要呈现出多层次的变化，即从以中央媒体、省级媒体为政策关注主体，到以县级融媒体为关注主体，再到2023年聚焦市级媒体。

 

　　在媒体融合转型的前期，中央媒体、省级媒体作为关注的重点，国家颁布的政策往这两级媒体倾斜。2014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发布《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，2016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《关于进一步加快广播电视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意见》，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出台《关于促进移动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》，此类以中央媒体和省级媒体为关注主体的政策强调基于“互联网+”的新服务模式，该阶段的“融合”为最初级、最基本的融合，政策的颁布意在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平台的融合发展，强调主流媒体需借助新技术推动重拾用户、沟通连接社会的能力，也为传统媒体实现转型升级奠定基调。

 

　　继而国家层面将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作为关注重点。2018年至2021年，政策突出强调县级融媒体的重要地位。在互联网的冲击下，县级主流媒体的市场逐渐被新媒体市场吞噬，面对大量用户流失、渠道闭塞、媒体环境艰难等问题，需要及时借助互联网进行转型升级，重新承担起引导基层舆论的职责。2018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加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意见》，指明了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基本思路，至此县级媒体融合的步伐加快。在该阶段，政策除了提出对县级融媒体技术平台规范、建设规范、网络安全规范、运行维护规范、监测监管规范等多项要求，也有不少政策强调广播电视产业的高质量发展、融合创新。这表明，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是以广电系统为主体展开的，县级融媒体中心需积极借助广电媒体四级办台的潜在优势，广电媒体也要在辅助升级中提高自身技术应用的能力，二者相辅相成，共同推进媒体融合走入“深水区”。目前全国已有2585个县级融媒体中心建成运行，各县融媒体扎根本土，努力提升自身内容质量，建设主流舆论阵地，提升基层传播力。